陷於陰翳中的生命,充滿嘆息。
這意味,重新安排每日的時程表,擠出連續、不受打擾的時段,讓員工集中注意力在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上,直到休息時段再互動閒聊。史坦曼說:「內勤人員平均將四○至六○%的時間花在電子郵件和會議上,領導人平均每週花十七小時在會議上,所以這是我們開始試辦縮短工時後,重點關注的領域。
不過這裡指的是人的體力,試辦週休三日的企業希望員工保留體力,更有效率地使用。顯示縮短會議的作法是群策群力的現象,需要所有人一起合作,建立尊重彼此的企業文化。讓會議更聚焦 縮短會議長度與減少開會次數,這作法不僅限於每週的會議或一小時的討論,非正式的會議也要刪減。英國行銷與品牌代理商古德集團(Goodall Group)創辦人史帝夫.古德(Steve Goodall)告訴我:「我發誓,我希望自己十年前就動手了。在atrain,葛莉絲.劉與共同創辦人「都痛恨開會,所以從第一天開始,縮短會議就深植於公司的DNA裡」。
這需要改變公司的文化,尊重每個人專心做事的權利,亦即將注意力與專注力視為社會資源,而非僅是個人資源。在Planio,舒茲-霍芬說,他們試著將會議預設長度調整為十分鐘,結果發現,如果能更慎重地邀請與會者,問「誰能真正解決那個問題?」,而非邀請整個工作團隊或管理階層開會,邀請的人說不定「能夠真的在那段時間把問題搞定」。但這類政策宛如雙面刃,控制人流接觸、傳播疫情,也可能同時衝擊經濟
後者並非我們熟悉的社會福祉,而是考量了個人感受的效用(utilities)總和,包括風險趨避(risk aversion)、跨時間的替代效果(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)等都納入衡量。參照韓國防疫,「短期」經濟變好或變壞? 他們先以第一波疫情的模範國韓國作為參照。「我們根據模型裡人與人的互動參數,或是各國的防疫政策等,反過來推估計各國的R0。首先,新冠肺炎的衝擊百年罕見,但目前的國外研究多半仍有限制。
」 另外,他們也加入Dingel and Neiman(2020)的「各國遠距工作指數」、牛津大學的「防疫政策指標」等重要指標做為運算參數,以提供「客製化」的結果供各國參考。即使國內封城,人們還是可以遠距作業,以及透過國際貿易互通有無,經濟衝擊就可能降低。
」他們主張防疫必須適度寬鬆,盡量維持日常生活,才不會把人逼上絕境。例如,總體經濟學家大多忽略國與國互動,沒有納入國際貿易觀點。簡單來說:當疫情愈穩定、個人收入愈平穩、一國的人民感受愈好,福祉就會愈高。防疫是公衛與經濟的拔河 想像一下,你現在是防疫團隊的決策者,此時正與各領域專家開會。
但即使是同一種疾病,R0也並不是統一的。」 許文泰解釋:「每個國家的國情、防疫措施都不同,例如亞洲人習慣戴口罩,歐洲人打招呼會親吻,所以我們進一步去『客製化』各國狀況──結合各國的R0、防疫措施,去計算出對應的有效傳染數(EffectiveReproduction number,Re)。至於,為何對照組是韓國,而非超級優等生台灣?說來有趣,答案正是台灣太「模範」了。因此,3位學者試圖更全面地找出:在開放經濟體中,什麼才是最佳的防疫政策? 另一個關鍵動機是,他們發現權衡健康與經濟議題,國內輿論幾乎一面倒,「新聞裡的學者專家基本都是公衛或醫學背景,」防疫是公共衛生與經濟的拔河拉鋸,畢竟健康重要,但放眼各國,長期全境關閉、封城禁足已衝擊眾多產業和商家的營運,擊垮無數家庭生計,因此也絕不可忽視經濟問題。
實質收入較好理解,即是指一國的實質GDP。國際貿易學者則鮮少探討是否有共通的防疫政策。
但在經濟學家眼中,答案沒有這麼斬釘截鐵。好比,台灣感染案例更低,因此採韓國政策就代表要增加現行Re,也就是放鬆現行管制。
他們使用流行病學的常用指標:基本再生數(BasicReproduction Number,R0),意思是每一個感染者平均會傳播給多少人。「隔離實在太無聊……」談到研究動機,3人半開玩笑地說,但他們隨後也點出了幾個關鍵動機。假設,世界各國都向好學生看齊,採用韓國政策防疫,各地的經濟狀況會變好嗎? 檢視經濟狀況的指標有兩項:實質收入(real income)和人民福祉(welfare)。」 因此,若一個國家產業愈能遠距工作,經濟衝擊也相對愈小。若R0小於1,傳染人數變少,疾病便會逐漸消失。如果以台灣做參照,各國經濟活動都要shut down(全面中止),」台灣就像平行時空,R0太低,多數國家難以企及。
當R0越大,代表疾病擴散快,疫情越難控制。林軒馳分析:「去(2020)年7、8月時,台灣幾乎毫無疫情。
為何遠距工作要納入模型?原因是,遠距工作的可行性也會同時影響疫情傳播、經濟衝擊。要特別說明的是,「套用韓國政策」並不是模仿施行一模一樣的政策,而是「讓疾病傳播速度限制在某個數值(Re)之下」。
各國國情不同,客製化找疾病傳播速率 帶著這樣的問題,團隊以2020年初至7月22日的資料為基礎,建構出一套經濟學運算模型,檢視不同條件對疫情擴散、經濟損失的影響。一群學者嚴厲警示:防疫如作戰,務必嚴格限制邊境、在家工作,用盡一切手段把感染人數降到最低。
結合流行病學、國際貿易各項參數來建構模型後,研究員開始進行模擬推算,了解不同的防疫政策下,經濟表現有何差異。楊宗翰舉例:「像美國肉品處理業、亞馬遜雨林工業的工人,很難在家工作,工作地就容易成為群聚感染的破口。但另一群專家立刻出聲反對:「沒錢也會沒命。採訪撰文:蕭歆諺|美術設計:林洵安 拚經濟 vs. 顧性命,防疫政策可能兼顧嗎? 新冠肺炎席捲全球,各國紛紛祭出的嚴格手段,封城、禁足、邊境管制。
但這類政策宛如雙面刃,控制人流接觸、傳播疫情,也可能同時衝擊經濟。第一步,先了解各國疾病傳播速率。
兩邊爭吵不休,你怎麼決定? 許多人的答案或許直觀:防疫首選應該愈嚴密愈好,最短時間、最高防堵1950年3月到5月,中共發動海南島戰役奪取海南島。
一開始,很多中國大陸外海的島嶼還被國民黨軍隊控制,但在幾次重要的戰役和撤退行動中(主要發生在1950年和1955年兩波),國民黨陸續放棄了(或被趕走)其中的一些。在海南島戰役後,蔣介石命令在西沙群島(東部)和太平島的駐軍撤退台灣。
從歷史淵源而言,似乎還是「屬於台灣」理由更充足一些,但說它「屬於廣東」或「屬於海南」(海南在1988年單獨建省)也並非無理。在日本人視角,東沙、西沙、和南沙,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地位:東沙是「日占中國領土」。後來中共把島嶼歸還給越南。以上兩者在1958年第二次海峽危機中成為戰場,但台灣守住兩地。
就這樣,現在中華民國台灣除了台灣和澎湖列島外,還剩下幾處外海島嶼。這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,中華民國台灣究竟擁有多少「不屬台灣」的「外島」呢? 1949年,國民黨政府被中共趕出中國大陸,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到台灣,開始了「中華民國的台灣時代」。
直到1946年9月(距離二戰結束一年多)才派軍隊進駐東沙島。斯普拉特利群島即現在中文稱為「南沙群島」的島嶼,在歷史上從未有過普遍承認的主權歸屬。
與之相關聯的有兩個,一是在海南島戰役前中共攻占廣西的潿洲群島,中共以此練兵。如東沙島一樣,1946年,中華民國注意到南海諸島,準備「接收」的時候,一度有提議應歸屬台灣省,但最後卻它劃歸為廣東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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